战国时,腾国很弱小。当时各国诸侯都为开疆拓土而不断发动战争,尤其是大国诸侯随便制造一个事端就向小国兴兵。战胜之后,小国轻则割地赔款,重则国家从此消失。大国诸侯尝到了甜头,发动战争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喊杀之声在华夏大地上回荡,战争风云经年不散,把那个时期称为战国,真正的名副其实。

滕国本来就国势衰微,到了滕文公继位时,面临的局面更为严峻:府库空虚,民生凋敝,四周列强环伺,虎视眈眈,随时都有的可能。滕文公决心收拾残局,振兴滕国。他首先征询朝中文武官员的意见,让官员们拿出治国兴邦的办法。

滕国官员觉得这个题目太大,不知从何处着手,一个个都像锯掉了嘴的葫芦,开口不得,闷闷不语。滕文公一气之下,命令散朝。滕文公回到宫中凭栏远眺,默默沉思。他忽然想到,大学问家孟子现今正旅居滕国,为什么不请教他呢。

于是,滕文公轻车简从,来到孟子住处。孟子见国君亲自前来,觉得有些意外。滕文公落座之后,首先问道:“老朽不过是一介布衣,不敢劳驾国君,如有疑问,老朽乐于效力。”滕文公长叹一声说:“您是大学者,大贤人,所以特来请教。您知道,滕国兵微将寡,国家贫弱,依先生之见,怎样才能使滕国早日富强起来不受邻国欺侮呢?”孟子见滕文公态度诚恳,便直言相告说:“人民是国家的本源,把一个国家比喻为大树,那么人民就是树根,树根越发达粗壮,才能使技干强健,树叶茂密,大树才能茁壮生长呀。”滕文公问:“怎样才能使树根健壮呢?”孟子说:“当然要施仁政,孔子说:仁者爱人。要珍惜民力,不要做劳民伤财的事情,更不要随意增加人民的负税。人民安居乐业了,还愁国家不富吗。阳虎说的想发财就不能讲仁义这句话十分荒谬。对一国之君来说,只有讲仁义才能使人民爱国,人民才肯为国家效命。如果,国君横征暴敛,弄得人民怨声载道,人民当然不愿为国君效力了。”滕文公面露喜色,决心在国内推行仁政。

战国时代,策士说客之风很盛,他们凭仗口才,巧言善辩,以博取统治者的信任而掌握大权。范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范雎(或作范睢)本是魏国人,起初投在魏国的“中大夫”须贾门下当些差使,没有干成什么大事,反而受了一顿冤枉,几乎伤了性命。后来,改姓换名,辗转到了秦国。

那时,秦昭王已在位三十六年,秦国上最有势力的人有四个:穰侯、华阳君,都是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兄弟;泾阳君、高陵君,都是宣太后宠爱的儿子,即昭王的同母兄弟。穰侯是宰相,把持国政,其余三人也轮流主持军事;他们依靠宣太后的关系,权力很大,并且拥有广大的封邑,家财之富,在国王之上。

范睢针对秦国当时的这一情况,先写一封信给昭王,要求面谈。昭王便派车子去把范睢接来相见。范睢进宫,故意乱走,内侍们吆喝道:“王来了!”范睢说:“秦国只有穰侯和太后,哪有什么王?”昭王恰巧出来,隐约听到了,心中不免一动,当即表示欢迎,特别隆重地接待范睢。旁边看的人,都感到很惊讶。

昭王吩咐左右的人都退出去,然后恭敬地对范睢说:“先生有什么见教?”范睢说:“嗯!嗯!”昭王连问三次,范睢三次都不回答,只说:“嗯!嗯!”昭王便跪着央求道:“先生终究不肯赐教吗?”

范睢这才开口说了一大篇道理,并且说:“现在我寄居秦国,和您的关系还很生疏,而我所要说的,却是关于君臣之间和骨肉至亲之间的事。今天说了,明天就可能有杀身之祸。死固然没有什么可怕,人终是要死的,只要我所说的话,对秦国有利,即便因此被杀,又有什么可怕呢?我所顾虑的是:天下有才能的人们,看见我为秦国尽忠,反而被杀,那么恐怕他们从此就要‘杜口裹足’,莫肯向秦了!……

范睢的这次谈话,深深打动了秦昭王,因而取得了昭王的信任。后来,昭王就拜范睢为宰相;收回了穰侯的相印,叫他回到老家陶邑去;还让宣太后告老,不许她再过问朝政;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也都住到关外去了。范睢当了好多年宰相,一直到老。

战国时代,各诸候国之间为了争夺土地,经常发动战争。秦国派大将白起攻打韩国,占领了韩国的一块土地野王。在野王邻近有另一块土地上党,他们的地方官员看到野王轻易地就被秦军攻下,怕上党也守不住,就写信给赵国,表示愿意归顺,希望得到赵国的庇护。

赵国的君臣们对于要不要接受上党的归顺,意见不一,大家展开激烈的争论。平原君赵胜说:“上党这么大块的地方,我们不用出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为什么不要呢?”平阳君反对说:“就是因为不花力气得到好处,轻易要了,恐怕会招来大祸。”赵王因为不想失去这块到嘴的肥肉,便支持平原君的主张,并且派他去接收上党,把它划为赵国的领地。秦国知道后,认为赵国存心和自己作对,就命令白起率大军去攻打赵国。结果赵国的四十万大军全部被秦军歼灭,国都邯郸也被围困,后来平原君带毛遂去楚国,说服楚王联赵抗秦,最后楚国出兵,才解除了赵国的邯郸之围。

赵王和平原君因为贪图眼前可以获得上党土地的利益,而差点导致赵国灭亡。后人便形容他们的行为是“利令智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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