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韩国和中国同属于汉文化圈,但是韩中两国的语言和文化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从语言方面来说,韩汉两种语言有很多异同点,首先韩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韩语是拼音文字,汉语是表意文字;另外韩语属于黏着语,汉语则属于孤立语,也就是说汉语句子会因为语序的不同而产生差异,而韩语则是依靠主谓宾后的助词、或者是谓词的词尾变化来表示不同的语义,因此韩语的句子成分的顺序比较自由;再就是韩语是主宾谓结构,汉语是主谓宾结构。仔细探究,韩汉句子成分也有很多不同,本文将从对韩汉语言的句子成分进行对比研究。

汉语的句子成分可以分为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六大部分,本文将从这六部分对韩汉句子成分进行比较。

名词和代词作主语韩汉语基本相同,只是在存现句中韩语把施事性体词单位放在动词前作主语,汉语则是放在动词后作宾语。另外韩汉语的数词或数量结构都可在形容词谓词句中较自由地作主语。在动词谓语句中,韩语的数量结构一般都可作主语,但汉语的数量结构一般不能做主语。谓词性单位直接作句子的主语,是汉语的一大特点,但韩语的谓词性单位则必须带上转换词尾“”或不完全名词“”才可以充当主语。另外,朝鲜语中极个别的副词可以做主语,汉语副词则根本没有这种功能。

表示未知的新情报主语叫做新信息主语,表示已知的旧信息的主语叫旧信息主语。在现代汉语中,新信息主语和旧信息主语没有什么明确的区别标志,而只是作为隐形语法现象存在。然而,现代韩语则严格区分这两类主语,而且有其明确的区别标志。比如说,韩语的新信息主语一般都要用主格词尾“”来表示,韩语的旧信息主语则通常用“”、“”等添意词尾来表示。

韩汉语的动词谓语是句子的核心,其他各个成分都是以谓语为核心与它结成各种关系,并组成句子,如果去掉韩汉语句子中的动词谓语,那么句子中的各个成分就会变成一盘散沙。

韩语是靠动词谓语的词形变化来表示时间范畴,但汉语则用词汇形式表示时间范畴。韩汉语的时制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绝对时制,一种是相对时制。韩语的绝对现在时主要靠“”等终结词尾来表示,有时也靠辅助动词“”来表示。韩语的相对现在时主要靠定语词尾“”来表示。汉语的现在时则主要靠词汇手段或者靠语境来表示。常用的表示现在时的时间名词有“现在,此时,目前,如今”等,常用副词有“正,正在,在”等。另外汉语表示相对现在时一般在动词后面加“着”等。

韩语靠时制词尾“”表示绝对过去时,也可以靠辅助动词“”加时制词尾“”来表示绝对过去时。相对过去时指第一个动词的动作行为先于第二个动词的动作行为发生。朝鲜语的相对过去时主要靠定语词“”表示。汉语的绝对过去时靠表示过去意义的时间状语来表现,比如“过去,以前,原来,当日”等。汉语的相对过去时常用“了,着,过”等来表示。

韩语的绝对将来时主要靠时制词尾“”来表示。韩语的相对将来时主要靠定语词尾“”来表示。汉语的绝对将来时主要靠“将来,未来,今后”等词汇来表示。汉语的相对将来时可以用动词的排列顺序表现出来,例如“他上书店买书”,“买”这个动作发生在“上”的后面,“买”表现的就是相对将来时。

体是表示动作完成或持续的语法范畴。韩语主要靠辅助动词来表示,汉语则靠“了,着,过”等动态助词来表示。

朝鲜语的礼仪范畴主要靠动词谓语加表示各种礼仪关系的词尾来表示。朝鲜语礼仪范畴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阶称,一种是尊称。前者靠阶称词尾来表示,后者靠尊敬词尾来表示。汉语对人与人之间的礼仪关系不用动词谓语的变形来表示,而是用词汇手段来表示。

跟任何一种语言相同,体词性单位是韩汉语宾语的正选对象。另外,韩语的谓词性单位一般不能直接作动词述语的宾语,而汉语则可直接作句子的宾语。

众所周知,朝鲜语是“NP+O+V”型语言,汉语是“NP +V+O”型语言,根据信息重点在句末的观点来看,韩语的信息焦点在动词上,而汉语的信息焦点在宾语上。在一般情况下,韩语想要强调一下宾语是主要传递的内容,那么结构上往往会把宾语提到主语前面去,与此相反,汉语则会把宾语放到动词后面去。而且在正常的语序中,汉语的宾语其传递新信息的作用,而韩语宾语则没有这种功能。韩语的宾语充当话题时仍然是宾语,而汉语的宾语则随着其语序的变化而变成了线. 韩汉语状语的对比

由于韩汉语的词类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只对比两种语言的名词、代词、数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充当状语的功能。

概括来说,韩语的名词、代词、数词都可以充当状语,但汉语的大部分名词、代词、数词都要和介词一起构成介宾短语才能做状语。韩语的动词分为独立动词和辅助动词,其中只有独立动词才有资格充当状语。汉语动词一般分动作动词、状态动词、关系动词、存在动词、能愿动词、心理活动词等,其中除了能愿动词比较自由地充当状语外,其他动词很少充当状语。韩语的形容词一般都比较自由地充当状语,但汉语的形容词做状语时有很多限制,不是所有的形容词都可以做状语。

韩汉语的副词都可以充当状语,这是无可争议的语言事实,但语序方面有所不同,韩汉语副词连用时的正常语序如下:

韩汉语状语都可以作为连接手段承接前文,其次韩汉语状语可以修饰多个分句,另外,韩汉语状语充当话题表达已知信息的功能是不同的。汉语没有什么明确的话题标志,只靠语序来确定,所以出现在句首的状语不能不看成话题。但是要让韩语状语充当话题,就要带上线.韩汉语定语的对比

韩汉语的体词性单位都可以充当体词性中心语的修饰语,韩语体词性单位的定语标志是属格词尾“”,汉语的定语标志是结构助词“的”。当然两种语言还可以靠语序表示。但韩语表示方向的体词一般不能独立充当定语。第二,韩汉语的谓词性单位都可以充当定语,韩语谓词性单位的定语标志是定语词尾“”,汉语一般用结构助词“的”或语序来表示,但在汉语中,形容词作状语时也可以不用“的”,比如说“好书”。

几个定语来修饰中心语时,韩语的语序比汉语灵活一些,汉语多项定语的顺序是:区别性定语+数量定语+描写性定语+称谓性定语+中心语。

韩语主语多带谓词性定语,整个句子呈现“定语+主语+谓语”形式,汉语主语则喜欢带与韩语定语相对应的谓语,形成分述形,整个句子呈现“主语+谓语+谓语”形式。所以,汉语的描写性扩展定语一般不修饰主语,通常转化为谓语,而朝鲜语则常常用来修饰主语。

韩语没有补语这种句子成分,所以韩语的状语跟汉语的两种句子成分相对应,即跟汉语的状语和补语相对应。汉语的处所补语一般由“在+NL”介宾短语充当,这个结构在动词前一般是作状语,在动词后一般是作补语。韩语的处所状语和汉语的处所补语相对应,但也存在着很多不能相对应的情况。比如说如果韩语句式是由“”这种表示动作持续的词来构成的话,那么一般不能译成汉语的处所补语。比如说“”不能翻译成“正把石头扔在河里”。

韩语的时间状语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时间点状语,一类是时间段状语。韩语时间状语中,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状语和表示状态持续的时间状语都可以跟汉语的时间补语相对应,但是表示完成动作所用的时间的时间状语不能喝汉语的时间补语相对应。比如,“”不能翻译成“完成了施工任务三个月”。另外,由下列动词构成的否定句中,朝鲜语的时段状语也不能转换成汉语的时间补语,这类动词有:

韩语的数量状语和汉语的数量补语可以相对应。这里的数量成分指度量成分中的距离单位和动量单位。韩语的移动量状语与汉语的数量补语相对应,举例来说,“”可以翻译为“我跑了30里”。韩语的动量状语和汉语的动量补语相对应,比如:

综上所述,韩汉语的句子成分有很多异同点。从主语成分方面来说,谓词性单位直接作句子的主语,是汉语的一大特点,但韩语的谓词性单位则必须带上转换词尾“”或不完全名词“”才可以充当主语。从谓语成分方面来说,韩语是靠动词谓语的词形变化来表示时间范畴和敬语形式,但汉语则用词汇形式表示时间范畴和敬语形式。宾语成分方面,汉语的宾语其传递新信息的作用,而韩语宾语则没有这种功能。状语成分方面,韩语的名词、代词、数词都可以充当状语,但汉语的大部分名词、代词、数词都要和介词一起构成介宾短语才能做状语。定语方面,韩语定语标志是属格词尾“”和“”,汉语的定语标志是结构助词“的”。补语方面,韩语的状语和汉语的补语相对应。这些异同点影响着韩汉翻译和韩汉两种语言的实际应用,希望本文能为汉语圈的韩语学习者提供一份有用的资料。

[1]太平武.从汉朝语言对比看朝鲜语命名文的表达特征[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4

曾子的妻子到集市上去, 他的儿子哭着要跟去。 他的母亲说: “你回家呆着,待会儿我回来杀猪给你吃。” 她刚从集市上回来, 曾子就要捉猪去杀。 妻子劝止他说: “只不过是跟孩子开玩笑罢了。” 曾子说: “不能跟孩子开玩笑啊! 小孩子没有思考和判断能力, 要向父母亲学习, 听从父母的教导。 现在你欺骗他,这是教孩子骗人啊! 母亲欺骗儿子, 儿子就不再相信自己的母亲了, 这不是实现教育的方法。” 于是曾子就杀猪煮肉给孩子吃。

对词语的语义相似度计算在非常多的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例如信息检索、文本分类、词义排歧、信息抽取、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等等。其中在词语语义相似的基础上进行句子相似度计算又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背景,例如自动问答系统中问题与答案的最佳匹配、自动文摘系统中通过计算句子相似度抽取文摘句,信息过滤技术中的句子匹配、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中通过计算句子相似度来以该句子的译文为模板生成最佳的翻译结果等。目前计算句子相似度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基于词语共现的统计方法和基于词语的语义信息的分析方法,前一种方法主要是采用字符串匹配,在两个待比较的句子中,计算相同的词语个数与两个句子总词数的比例,如北京大学计算语言所提出的一种句子相似度计算公式:

其中m,n 分别表示两个句子的词数。而c 是两个句子中相同词的数目,这种方法虽然非常简单高效,但是忽视了词汇的词法和语义信息,句子的相似停留在词形的匹配上,不能区别在语义上相似的句子,缺乏对语义的理解和支持,因此在计算句子相似度上不够准确。后一种种方法虽然考虑到了词语的语义信息,能够区别在语义上相似的句子,但是没有充分利用句子的结构信息,即各个词语在句中的成分。笔者在综合考虑了这两种方法的优缺点之后,提出了一种基于知网的句子相似度的计算方法。该方法在对句子进行功能语块标注的基础上,对处于相同功能语块的词语赋予较大的权值,对处于不相同功能语块的词语赋予较小的权值,然后利用利用《知网》【1】对经过分词的语句的词语集进行加权平均来计算句子的相似度。这样不仅考虑了句子中词语的语义信息,而且通过分析词语在句中充当的组成成分,充分利用了句子的结构信息,从而对语义且句型结构相似的句子的相似性有了更加准确地描述。

词语的语义相似度计算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世界知识或分类体系的方法,这种方法需要借助某种领域知识,例如本体库的建立,或比较完备的大型语义词典,现在比较成熟的词典有根据其概念间的上下位关系和同位关系计算词语相似度的WordNet和《同义词词林》[2],以及根据义原的上下位关系计算词语相似度的《知网》,另一种是应用也比较广泛的基于统计的上下文向量空间模型方法[3](VSM),该方法需要借助于大规模语料,能够对词语的语义相似性进行比较精确的度量,但是计算量比较大, 而且计算方法复杂。这里我们采用了语义知识描述得比较详尽的《知网》作为词语语义相似度计算的词典。

《知网》是一个以汉语和英语的词语所代表的概念为描述对象,以揭示概念与概念之间以及概念所具有的属性之间的关系为基本内容的常识知识库[1]。《知网》中对词语语义的描述是通过“概念”阐述的,每一个词语可以表达为几个概念,即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上下文会有不同含义。本文为了便于讨论没有对词义进行排歧,概念的选取见下文。概念又是由“义原”来描述的。“义原”是描述一个“概念”的最小意义单位。“义原”之间存在着多种关系,其中非常重要是上下位关系,根据义原间的这种关系,所有的“基本义原”组成了一个义原层次体系(如图1 )。这个义原层次体系是一个树状结构,这是我们进行词语语义相似度计算的基础。

目前,基于《知网》的句子相似度计算主要方法是通过计算两个句子包含的词语集的相似度来得到句子的相似度,例如对于两个句子S1和S2,先通过分词处理,排除那些对句子相似度计算作用不大的虚词、数词、介词等词语,只对一些对句子语义有重要影响的的名词,形容词等进行处理,分别得到各自的词语集,句子S1有n个词语:W11,W12,…W1n。句子S2有m个词语:W21,W22,…W2m。词语集的相似度的计算参考了刘群【5】关于集合的相似度计算,计算过程如下:

虽然这种方法能够区别在语义上相似的句子,但是没有充分利用句子的结构信息,即各个词语在句中的成分。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知网》的句子相似度计算的改进方法,具体做法是:通过对句子进行分词处理后,还需对每个已经切分的词语进行功能语块的标注,句子层面上的主要功能语块有主语、述语、宾语、定语、状语和补语等,标注完句子的结构骨架后,我们考察每对词语其所处的功能语块,对不同语块词语进行比较处理,以确定其权值。

句子前面的数字是句子的序号,而符号,像vp, dj, v 等是词类标记或者是短语类型标记。符号“[”是边界标记,每个语块只用左中括号‘[ ’标注其起点,S表示主语语块,P表示述语语块,O表示宾语语块,J表示兼语语块,D表示状语语,C表示补语语块等等【7】。

从上面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分析,对于在语义上很接近且词语集大致相同的两组句子,如1和2,3和4,5和6,7和8,通过公式(5)计算的相似度区分并不大,但是通过改进的方法计算后,虽然其相似度没有公式(5)计算的高,但对于语义相似的句子在考虑了句子中词语所处的功能语块后,其相似度得到了明显改善,不同句子间有了更好的区分,例如组1中因为句子的成分更为接近,因此其相似度相比组2而言获得了提高。后面的几组句子相似度也有类似改善,因此本文提出的将句子组成成分纳入句子相似度计算的方法是可行的,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5] 刘群,李素建.基于《知网》的词汇语义相似度的计算[C].第三届汉语词汇语义学研讨会.台北,2002.

家长让孩子接受英语教育的目的是不尽相同的,许多家长对于孩子在幼儿时期就开始接受英语教育的认识并不全面,只是觉得越早让孩子接触到英语,就会让孩子越快的学习英语,他们对于“英语学习要从娃娃抓起”的观念深信不疑。而有的家长则是完全盲目的追随英语学习的风气罢了,看着别的孩子学什么就让自己的孩子学什么,看到现在很多孩子都在学英语,就觉得也应该让自己的孩子学英语。如若不这样做,就会让孩子缺少了教育,也让自己很没面子。

其实,家长为了让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要孩子尽早的接受英语教育,父母出发点是好的。据相关科学研究显示,处于学龄前的幼儿的大脑拥有极大的潜力,与大龄儿童和成年人相比其语言学习能力更强,语言接受方面有更大的优势,很多语言专家和学者也是倡导学龄前的儿童接受外语启蒙教育的。作为世界性语言的英语是21世纪的新青年必须要掌握的一门技能,对于现在的儿童来说是其将来步入社会所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所以儿童早期的英语智力开发、言语能力培养和英语学习兴趣发展还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家长不能盲目的让孩子去学习英语。幼儿时期的儿童,其认知能力还不够,往往是家长怎么教孩子怎么学,家长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就是孩子所在的学习环境,父母对于他们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因此,作为家长就要尤为注意自己的教育观念,要结合孩子的实际能力和特点,用正确的教育思想影响孩子,采取正确的教育方式对幼儿进行英语启蒙,不能越俎代庖的一味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孩子的教育方式,让孩子盲目的、被动的接受英语教育。

对于儿童英语教育的最佳年龄段的讨论,一直是相关机构和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一些家长认为,对于孩子的英语教育是越晚越好的。因为儿童的心智还没有发育成熟,其注意力很难集中,对于事物的兴趣只能保持极短的一段时间,如果过早的强迫他们学习英语,所实施的方法再不得当的话,反而会让他们对于英语产生恐惧心理,不仅起不到打下坚实英语基础的目的,而且更会使他们对于学习英语产生反感。况且童年是应该是孩子最无忧无虑的时候,欢乐是父母给予他们最好的回忆,对他们进行过早的英语教育,就是对孩子快乐生活的一种剥夺。这样对早期幼儿英语教育持反对态度的家长,其也是从为孩子好的角度作为出发点的,但也是片面的。而根据心理学家最新的研究表明,年龄不超过6岁的儿童语言的能力最强,处于这一时期的幼儿有可能形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言中枢,要是在这个最佳的时期只是接受来自母语的刺激的话,那么母语中枢以外的语言中枢就有可能会渐渐的退化,到了孩子进入适学期以后,母语中枢一旦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就很难再学好其他语言了。因此,如能够在孩子的幼儿期对其进行适当的英语教育,运用适当的教育方法,就能让幼儿的语言学习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达到更好的英语学习效果。若是错过了这一语言萌芽最为关键的时期,那么要想得到同样的语言能力或许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了。

适当的学习方让学习由“苦差事”,变成是“轻松事”,对于幼儿的英语教育来说也是如此。科学合理的英语教育方法可以让孩子的英语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一些家长却并未按照正确的方式对孩子进行英语教育,甚至是步入了误区。

单词的记忆是英语学习的基础,一定的单词储备是学好英语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对孩子进行英语教育时,要注意的就是培养他们的英语识记能力,“授子以知,不如启子以智”启迪孩子的心智让他们科学的识记英语知识才能学好英语。家长还可以与孩子进行有趣的英语训练游戏,让枯燥的英语知识和游戏相结合,寓教于乐的让孩子主动的学习英语,并逐渐爱上学英语。家长和幼儿教师可以把一些实物应用到幼儿的早教英语中去,把抽象的英语具体化,让孩子真切的体会一下英语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进而更快的熟悉并接受这种语言。

也有一些家长只是看重孩子的英语成绩好坏,而不重视他们英语学习的过程。经常有家长会对孩子说:“你看XX小朋友多聪明,不但能够背出很多英文单词,而且还会唱英语歌,你的努力像人家学习才是。”这样化的评价方式和价值观念,于幼年儿童来说是不适用的,孩子有爱表现的天性,愿意听到别人的夸奖,希望受到他人的关注,因此,当听到家长这样的教导时,很有可能为了获得大人的表扬而机械地去学习英语,却根本不去思考和消化所学习的英语知识的内容,短暂的速记和应付一旦过去,所学到的东西很容易就被遗忘了。在幼儿英语教育中,我们并不提倡让儿童单纯地、机械地去记忆单词和句子,也并不一味的只是看重孩子学习的结果,其目的是要让孩子在乐于学习英语的基础上使英语语言能力得到提高。家长在评价孩子学习英语的状况时,不能只看中结果,既要注重孩子学到了什么,又要注重孩子如何去学,让孩子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爱上学英语,主动去学习英语,只有这样才能让幼儿的英语教育活动变得有意义,让孩子的各方面能力都得到良好的发展。

更多家长不会运用科学的方法实施英语教育,只是让孩子死记英文单词、单调的练习口语,出于急切的望子成龙心理对孩子施加巨大的压力,而忽视了英语兴趣培养的重要性。“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千年前的孔老夫子如是说,千年后的今日对于我们来说依然受用。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也一致认同,当一个人对某一事物产生兴趣时,便会主动的去探究学习,甚至是全身心的头入其中,达到忘我的精神境界。著名教育学家福禄贝尔曾说:“儿童就像饥渴的小苗需要水分和养料一样,天然渴望在适宜的环境里自然而茁壮的成长,他们需要活动的认识,需要兴趣得到唤起和培植,他们要主动的发展自己”。当孩子对英语产生了兴趣以后,兴趣就是其学习的动力,是幼儿最好的老师,他们会自觉的去学习英语,并且把这种学习当做是乐趣而不再是负担,寓教于乐的教育目的也就是如此,所以幼儿对英语的兴趣能否被唤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英语教育的最终效果。

应社会需求,现在已经形成了诸多英语早教育理念,有着各自不同的教学方法,他们的幼儿英语学习倾向,家长们的选择是多样的,要根据孩子的情况而定,不能盲目,更不宜操之过急,要选择其中适合自己孩子方式进行学习。幼儿英语能力是在日常生活中循序渐进慢慢提高的,不能急于求成。孩子都喜欢新鲜的事物,在接触的初期阶段都会有很强的学习兴趣,对于英语学习的态度也是如此,初学英语的孩子很快就能记住老师所教的东西。但经过一段时期的学习,新鲜感过去以后,学习兴趣也随之慢慢的消退了。这时候家长如果急于求成的对孩子实施英语教育,逼迫他们记忆单词、做英语习题,反而会让孩子对英语学习产生厌烦的心理,学好英语的信心也会慢慢减退,其结果就是孩子对于英语学习变得越来越抵触了。对于幼儿的英语学习教育不能操之过急,应以兴趣引导为主,不能把超过孩子接受能力的英语知识强行的灌输给他们,揠苗助长的学习方式,只会挫伤他们的英语学习积极性。

在英语语法教学中,我们很多教师都会遇到过学生这样的问题:什么叫名词?什么叫副词?什么叫主语?什么叫宾语? 诸如此类的问题貌似简单幼稚,却反应了我们英语语法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人认为,小学语法不用教,初中会学。初中老师说学生到了高中,老师会全面地教,而高中老师则认为这些语法问题在初中就应该学过和掌握了。而实际的情况呢,这些词性和句子成分问题很少有人系统地教给学生,学生在语法课上处在似懂非懂的状态中,不少学生奉语法为“天书”,长期以往丧失对英语的学习兴趣。

为此,无论是初中入学还是高中入学,有必要首先教会学生最基础的语法入门知识:词性与句子成分,以牛津高一英语教学为例,而不是直接开始大量的定语从句知识的讲解与训练。实际上,如果学生对基本词性和句子成分都没有搞清楚,讲解由关系代词、关系副词在定语从句中充当的成分(主、宾、表和状语)来倒推选择什么样的关系词,又怎么可能理解呢?

词性:名动形副数,代冠连感介(共10个,即: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词、代词、冠词、连词、感叹词和介词,前6个词性为实词,在句子中可以充当成分;后4个词性为虚词,不能单独在句子中充当成分);

句子成分:主谓宾表补,定状同插(共9个,即:主语、谓语、宾语、表语、补语、定语、状语、同位语和插入语,前面5个成分是句子的主干成分,在句子中这些成分一般不能省略,否则是病句,而且这5个成分的排列是依据英语5种常见简单句的成分提炼出来的;后4个成分属于句子中的附属成分,它们可以省略,不影响句子的完整和准确性)。

其次,针对词性和句子成分编出语法基本概念表格,并列出一定的例子加以说明,同时出一些辅助理解的练习。比如,选择一些句子并将部分词、短语下划线,让学生标出它们词性和成分;列出一些句子让学生改错等等。

英语的语法规则可以简单地说成造句子的法则,而英语的句式结构又比较固定,不像汉语那样句子结构灵活性大,因而,掌握好常见的英语句式对于理解句子尤其长句相当重要。

英语的语言句式表达主要依靠这五种基本的简单句结构,再复杂的句子也不过是在句子主干中加入了许多的附属成分(定语、状语、同位语和插入语),这五种基本的简单句也可以看作是英语句法的核心,而英语句子结构与汉语的句子结构灵活性不同,英语句子成分及顺序相对比较固定,这要求学生将简单句的记忆口诀经常挂在嘴上,并达到脱口而出的训练程度,同时辅助一定的例句和相关的练习题目加以理解。将这五种简单句的结构熟烂于心,对以后的英语听、说、读、写和翻译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在记忆简单句口诀时,须将句子成分口诀(主谓宾表补,定状同插)结合起来记忆。句子主干成分“主谓宾表补”是依据五种简单句的成分总结出来的,反之也可以依据主干成分“主谓宾表补”构成五种简单句。“定状同插”是句子的附属成分,它们可以省略。因而在学习的实践中,在理解、分析复杂句子结构时,要善于将句子中的附属成分省略,将主干成分呈现出来,这样句子非常就容易理解了。

这里三种词性的从句的功能就相当于三种词性名词、形容词和副词的功能,这样便不难理解了。当然,在学习主从复合句之前,要首先学习了解名词、形容词和副词的句能、句子成分以及五种简单句式基本知识,之后再学习复合句就不难理解了,这也是本文写作的旨在。

注:并列句的记忆可以借助于四个词:and, but, or, so从而记住四种类型的并列句。

将三大句式搞清楚了,这对今后的英语学习起很大的作用,尤其到学习非谓语动词、名词词性从句时等语法知识,对对句子的成分、句式结构要经常分析,从而判断是何种类型的句式并选用何种结构非常重要。

此外,还有一些的句式,比如:倒装句、省略句、强调句等等特殊句式,在学习别加以说明就可以了。

在平常的德语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做得很多句子,往往在结构上照搬了汉语的句式,造出的句子在德语语法要求下是错误的。这就要求我们对汉语和德语的句法做一个系统的比较。有利于我们从理论上理解和认识汉德两种语言的句法差异,从而自觉使用德语句法规则。

学习语言就一定要和句子打交道。句子是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由词或短语构成具有一定的语气语调表达一个相对完整意思的语言单位在德语中叫做“satz”,汉语中叫做句子(juzi).在德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中句子的定义相近,词性基本相同,各个句子成分的作用也是基本相同的,即:主语,谓语,宾语,状语等。德语中分别叫做 subjekt, praedikal, objekt, adverbialbestimmung 等。德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中句法的比较,主要是各组成部分以及他们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之间的比较。本文主要通过实例,对中德两种语言中,简单句中宾语的成分和位置进行了对比。

例句中的谓语“懂”,“会”的宾语是“什么”。在汉语中直接放在了主语“他”的后面,谓语的前面。而德语句子中宾语仍然放在了谓语后面。

第二种情况是汉语句子中,当宾语前有“yi一”,后面有表示否定的单词“bu 不,meiyou 没” 时,宾语要前置,例如:.

汉语这句谚语中,“慢”这个形容词做“怕”的宾语,而德语的句子中,将形容词“慢(langsam)”名词化为名词“慢(langsamkeit)”

带有“的”字的定语结构往往不指出它修饰的人或事,但是可以用来做宾语,在德语中,或者被名词化,或者以定语从句的形式出现。例如以下例句中的“新鲜的”这个“的”字结构:

汉语中只有宾语和双宾语之分,宾语没有“格”之分,而德语的句子中,双宾语要按照实际情况使用第四个宾语,第三格宾语,第二格宾语或者介词宾语来表达,例如:

以上的汉语句子,都是带有双宾语的,但是德语中,第一个例句中,geben(给)这个动词要求一个间接宾语用第三格(mir),直接宾语用第四格(einen füller),第二个例句中lehren(教)这个动词要求两个第四格的宾语(mich, deutsch),而第三个例句中,要用介词“um”来做直接宾语。

宾语分为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这在汉德两种语言中都存在。但是汉语中要求双宾语的动词要更多一些。德语句子中的介词宾语对汉语来说比较陌生,而汉语中的地点宾语在德语中也很少出现。

汉语和德语两种语言的句法对比是一个范围很广的课题。句子结构,句子成分都可以进行对比学习,这样有利于对两种语言都有理论上的认识,对语言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子语类框架(Subcategorization Frame)也翻译作“子类化”、“子范畴化”、“子范畴”,是根据动词可带句法成分对动词进行分类的一种方法。它描述的是动词与其搭配的成分之间的搭配模式及动词和其搭配成分之间的句法语义关系。例如:

动词子语类框架的信息在语言学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解决绝大部分词语的论元和附属语区分问题。在概率句法分析应用中,子语类框架信息可以大大提高句法分析的准确率,在语义消歧和语义角色标注中子语类框架信息也可提供重要的信息。

在获取具体动词的子语类框架信息之前,建立完整准确的动词子语类框架类型集是至关重要的。动词子语类框架类型集要面向广泛应用的各种自然语言处理系统,所以既要能够解释一般的语言学现象,又要尽可能反映语言的深层本质。

在国外,有关SCF自动获取的研究最早始于1991年Brent对英语的研究。目前相关研究在德语、捷克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语言中都有所展开。Anna Korhonen提出了完整的获取英语子语类框架信息的方法。而大多数研究所使用的动词子语类框架词典是已经在英语方面达成普遍共识的Levin动词子语类框架词典。

在国内现代汉语研究中,目前尚没有学者就汉语动词SCF展开深入的传统语言学研究。但有三个方面的研究_配价理论、题元理论和格语法――与汉语动词SCF研究密不可分。这三个方面的研究都涉及对动词的搭配成分的研究,对汉语动词SCF的研究很有参考意义。尤其是配价语法,是近些年现代汉语研究的一个热点,也取得了很多很有意义的成果。计算语言学方面,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韩习武、赵铁军老师正在展开汉语动词SCF自动获取方面的研究,目前取得了一些很有意义的进展。而北京大学计算语言所开发的《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收集了8万现代汉语常用词的丰富的语法信息。其中关于动词的相关句法信息,可以作为汉语动词SCF的原型。

到目前为止,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汉语SCF类型集,主要是在语料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的。主要的提取方法都以从语料提取为依据,而没有重视语言学的理论依据。目前,SCF类型集的设置也没有达成普遍共识。

本文提出一种语言学理论与统计学方法相结合获取完整的SCF类型集的方法。首先利用语言学方法,建立SCF类型的种子集合,然后利用大规模标注语料对建成的种子集进行扩充。利用错误驱动的统计方法循环迭代扩充种子集,最终得到的动词子语类框架类型集,是在满足实际语料的基础上根据语言学的规则产生的。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SCF位于句法结构和句法语义结构的交合处,是其他句法语义信息的基础。另外,SCF包括动词的论元而不包括附属语。论元与附属语的区别主要在句法语义层面,例如几乎所有的动作都会涉及动作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因此表示动作发生时间和地点的句法成分出现的概率很高,但它们通常不是论元而是附属语。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对于设置SCF类型集更加倾向于依靠语言学理论设置,而非机器自动从句法分析结果中获取。

论旨角色的概念最初由Gruber和Fillmore提出来的。述语有一些固有的角色,表示述语所涉及的主、客体或动作、行为状态、处所等,这些角色称为论旨角色。论元指带有论旨角色的名词短语。而附属语是和动词联系不是很紧密的短语,不属于动词的搭配成分。如:“3时40分,3辆中巴车静静地开出医用电子仪器厂的大门。”一句中,“3辆中巴车”是“开”的论元,而“3时40分”是附属语。

袁毓林老师提出了17种常见论元角色。论元的论旨角色和说话人对动词所激活的语义场景有很大的关系。在手工标注SCF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环境论元的语法格式相对而言更加固定。考虑到这两点,本次SCF设置包括了核心论元和论元中的凭借论元及超级论元13种,而不考虑环境论元。

在英语中,动词的子类框架不包含关于主语的信息,在英语的研究者看来,动词不单独选择主语,需要主语不是动词本身的属性,而是句法结构的要求。但在汉语之中,句法结构并不限定主语,一个句子不一定要有主语,句子的主语也不一定只有一个。从这个角度看来,主语的选择和述语密切相关。因此我们的SCF带有主语信息,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和目前的配价语法保持一致。

在设置SCF集合过程中,参考文献一文中的原则,我们以下述条件作为判断具体实例中成分是否为论元的测试条件:

原则2:候选辨别成分通过句式变换后,可以在变换之后的句中做主宾语。而变换过程之中,变换前后两个句子中所包含的各个实词性成分之间的语义结构关系一致。如:

该句可以变换为“野村公司长期掩盖这些舞弊行为”,变换前后,“野村公司”、“掩盖”和“舞弊行为”的语义结构关系一致,故(3)句中“野村公司”为动词“掩盖”的论元,句(3)的scI为np,pp,!。

该句中可以变换为“考虑与原有房改政策相衔 接”,变换前后,“考虑”与“与原有房改政策相衔接”语义关系一致,故“与原有房改政策相衔接”为动词“考虑”的论元,句(4)的scf为!,pp。

原则3:由于场所、源点、终点和范围从意义上较为容易判断,所以当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候选辨别成分表现为对动词场所、源点、终点和范围的描述,尤其是以介词“在”引导的体词性成分,不视为论元成分。

以上SCF类型集设置原则中,前三种条件是概括性条件,可以简化论元辨别时的工作量,而后两种参考了文献理论的条件则更加细致,遇到模棱两可的问题时,可以做具体参考。

递系结构的特点是,前一个谓词性结构一定是述宾词组,这个述宾词组的宾语,跟后面的谓词性成分在语义上有某种联系。如:

那么,递系结构中后面的谓词性成分是否为前一个动词的论元呢?进行如下约定:如果去掉前一个述宾词组的宾语仍然可以说,则将后面的成分视为述宾词组中动词的论元;否则,不将其看成是论元。这样的约定下,“请去一下”可以说,所以(5)句“请”的SCF为!,np,vp;而“选当我们的代表”不能说,故(6)句“选”的SCF为!,np。

为叙述方便,将整个主谓结构的主语记为S,谓语部分的主语记为s,谓语部分的谓语动词记为v。这时,S是否为v的论元?进行如下约定:如果S不是v的十三种论元中的任何一种,则不视为v的论元;如果S和s之间有领属或整体部分关系,则S不视为v的论元;如果s是S的指代,将S和s同时视为论元;除此之外,若S为v的十三种论元之一,视其为论元。这样的约定下:(7)句中“下午”是附属语,不划为“开”的论元;(8)句中“我们班”和“一半”是领属关系,“我们班”不划为“是”论元;(9)句中“再大的困难”是“怕”的受事,故将“再大的困难”划为“怕”的论元。

从直观上来看,常见的语言现象覆盖率相当大。如Zipf定律揭示了这样的现象:前100个高频词覆盖了文本的51%。不仅语言现象如此,自然界中的很多事物都是如此,如渐进均衡性(AEP)所揭示的全集中的典型集的概率近似为1。根据这一观察,我们手工提取了“哈工大信息检索研究室汉语依存树库”的前1000句的SCF,利用语言学理论规范扩充总共获得48个SCF,高频的SCF应在这48个SCF中,以此作为SCF的种子集。

本文采用依存分析树库作为分析语料,与其他语料相比,依存关系分析树可以提供词汇之间的上下位依存关系,词汇之间的附属关系已经准确的标出,在提取子语类框架信息过程中可以得到比短语块(Chunk)分析更详细的语法信息,保证子类框架类型集的分析过程有更充足的判断依据,比对语料进行块分析的结果准确率更高,而且在进行人工辅助分析的时候,更利于分辨被错误分析的句子成分。在分析SCF类型过程中,对于不符合规则的SCF类型,通过词性和依赖关系特征的学习,可以产生高效的SCF类型的过滤规则。

在依存分析树中找到动词中心语,以及被动词中心语直接支配的句子成分,获取备选的SCF模式。由于标注短语类型的准确性要远远低于标注词性的准确性,在实验过程中为了获取高可靠性的SCF信息,在本文中采取了一种多对一的方式来实现提取匹配方式。在提取过程中由于SCF类型集中的SCF类型都是由短语类型组成的,本文将短语类型扩展为各种词性之间的组合,而在对依存分析树库中句子的分析中,只需要对准确率高的词性标注进行模式提取,而不需要对正确率相对低而且在语言学上存在争议的短语级别上进行模式提取,这样只要提取与SCF类型具有相同的词性组合的类型之一,就可以将得到的SCF模式对应到SCF类型种子集中去。

首先利用种子集对分组语料进行分析,对于没有在种子集中匹配上的SCF模式类型,可能是潜在的SCF类型,也可能是不符合语言学规则的,对于这些SCF模型,人工对其进行分析,如果符合语言学标准那么就可以得到新的SCF类型,而将同类的词性组合上升为短语类型组合加入到SCF类型种子集中。如果不符合就将产生SCF类型的句子的词性组合和依赖关系作为负例特征进行学习,产生淘汰规则。

本文采用机器学习获取淘汰规则。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从训练文本中自动学习也可以获得规则的集合,以节省手工劳动。学习算法的描述如下:

Step3.将结果集合result和SCF类型种子集作比较,可以得到未匹配规则类型集合unmatched;

Step5.将集合unmatched分析后,分别按照规则模板的格式对每一部分作统计,也就是相应的各部分的词频统计和相应的词性标注记录,结果存入一定数据结构word和POS;

Step6.选取候选词性组合加入到规则模板的相应部分,构成一条新的规则newrule,放到候选淘汰规则集;

Step8.如果候选规则集不空,依次从候选规则中取出一条规则,使用这条新规则在不存在的类型集合set进行淘汰,得到一个新的结果关系集合result,转step3;

整个学习过程结束,得到一个淘汰规则的最终集合,这就是经过简单的机器学习得到的结果规则 集。在以上的学习过程中,每学习一条规则,实际上都有根据评价函数来确定改错效果的过程,这些函数对每一条候选的规则进行评价,从中挑出“好”的规则,加入到最终的规则集中。这样每添加一条规则,就计算相应的准确率、召回率和F综合评价值,然后根据具体数值和评价标准来确定是否保留当前规则。

本文使用的是由哈工大信息检索研究室提供的汉语依存树库作为分析语料,总共10000句(其内容为《人民日报》1998年1月语料),其中的语料都是经过依存分析和人工校对的树库。将语料分成10组,每组1000句,分别在实验中通过迭代分析获取子语类框架类型,最终获得的SCF类型集见附录。

对比实验中,我们将完全根据语料分析提取动词子语类框架集的方法(以下简称方法A)与本论文提出的方法(以下简称方法B)进行比较,分别依据方法A和方法B获得框架集。从封闭语料(《人民日报》)和开放语料(《微型计算机基础》和《医学百科全书》)三个不同领域的语料中随机选取100句进行分析,对两种方法提取的子语类框架的准确率和查全率进行对比试验。

方法A_完全根据语料分析提取动词子语类框架集的方法,是利用与本论文相同的训练语料《人民日报>

进行分析。查找动词中心语,然后利用词性的依存关系,提取动词中心语相关联的论元,提取词性组合的pattern,然后将pattern根据词性组合到短语类型的对应关系产生子语类框架类型,对产生的子语类框架根据出现频度(大于5)和语法规则进行过滤,最终提取出含有63个子语类框架类型的类型集。该类型集与方法B得到的类型集(见附录)的区别与联系如表1所示。

两条因素对差别的产生有很大的作用:一、SCF既表现出句法的性质也表现出语义的性质,特别地SCF和句法并不一一对应;二、如前文所分析,附属语的概率并不显性低于论元。因此这种方法不能很好地解决SCF类型集设置问题。

对比实验分别从3个不同领域的语料中各抽取100句子作为测试集,利用两个不同的子语类框架类型集分别从中提取所有动词的子语类框架信息,结果见表2。

根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利用相同的语料,用两种方法训练得出的子语类框架类型信息中,分析封闭语料时结果正确率差距不大。但是由于方法B加入了语言学的方法,在对比试验中正确率有部分提高。而当分析其他领域的语料时,由于完全由语料产生的子语类框架集对语料的依赖性比较大,面对陌生领域的语料时,由于不同领域的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由一个领域的语料训练得到的子语类框架类型,不一定能够涵盖其他领域的子类框架类型的用法,方法A正确率下降较多。而方法B产生的子语类框架类型集由于加入了语言学的信息,而在每次扩充时不但根据语料的统计信息,还加入了语言学的特征,对类型进行了泛化调整,不再完全依赖于语料,得到的是更加具有普遍性的类型集。因此在分析不同领域的语料时,依然可以保证较高的正确率。而从查全率的结果可以看出,本文中获取的子语类框架类型集已经可以涵盖绝大多数子语类框架类型。

列方程或方程组是解答应用题的法宝,在中小学数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既是教学的重点,又是教学的难点。在准确列出应用题的方程式之后,只要正确解方程很容易得到应用题的结果。但对于大多中小学生来说,如何列方程式却是一个难点。参考文献[1]从培养自信心、理解题意、熟悉基本量间关系、找相等关系等方面对列方程能力进行训练。文献[2]指出列方程必须把握好“设、列、解、查”四个环节。文献[3]通过列表法找出等量关系来列方程解应用题。文献[4]则强调列方程的数学化。文献[5]要求重视思路训练。文献[6]在教学实践中结合美籍匈牙利数学教育家波利亚的“四步模式”,将列方程解应用题的过程分解为审题、设元、列方程、解方程、检验、作答六个步骤,提出了“程序法”解应用题的雏形。尽管针对列方程解决应用题提出了各种方法和思路,但还是难以解决列方程的困难。为此,本文提出了句子分析的列方程方法。

应用题主要是由多个句子构成,句子类型有陈述句,疑问句。一个陈述句对应一个表达式或者对题意的解释,一个疑问句对应需要求解的未知量。

例如应用题:甲乙相距10公里,甲乙相向而行,甲的速度是每小时3公里,乙的速度是每小时2公里,问多久甲乙相遇?

该题共有5句,第一句“甲乙相距10公里”是陈述句,可以写成表达式:甲乙距离=10公里。第二句“甲乙相向而行”是陈述句,起到解释题意的意思,是解释该题为行程问题,且甲乙是“相向”而行驶的。第三句“甲的速度是每小时3公里”是陈述句,可以写成表达式:甲的速度=每小时3公里。第四句“乙的速度是每小时2公里”是陈述句,可以写成表达式:乙的速度=每小时2公里。第五句“问多久甲乙相遇?”是疑问句,正是本题需要求解的未知量。

对应用题的成份分析是在句型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每句的组成词性,为列表达式理清思路。句子的组成成份,包括主语、谓语、宾语、定语、补语、状语六种。

主语和宾语往往是名词、代词或词组,在列方程时主语和宾语代表了方程式中的运算量。谓语往往是采用动词,反映了方程式的操作运算或表示了表达式的赋值。

例如:“甲的速度是每小时5公里”,主语是名词“速度”,谓语是动词“是”,宾语是词组“每小时5公里”。可见,由主谓宾可以构成“速度是每小时5公里”,基本表达了句子的含义。如果列成等式,就是:速度=每小时5公里,即谓语“是”相当于赋值符号“=”,主语“速度”和宾语“每小时5公里”是等式中的运算量。

句子中的定语、补语、状语成份只是起修饰作用。这些成份虽然不是主要部分,但可以进一步完善所列的方程式的含义。定语是修饰名词或代词的成份,更加明确主语或宾语。状语是对动词的修饰描述。补语是句子的动词或形容词后面对其进行补充说明的修饰成份。

例如式子:速度=5公里,对于存在多个主语的题目就可能存在疑问:“谁的速度?”。为了表达完整的含义,式子中速度前加上定语就比较明确了。例如加上“甲的”的式子:甲的速度=每小时5公里,就区别了式子:乙的速度=每小时5公里,这两个式子就是由句子的定语不同而得到的。句子“高大的他飞速地向前跑”中定语“高大的”修饰“他”,状语“飞速地”和“向前”则修饰动词“跑”。句子“老鼠活得欢乐”的补语为“欢乐”,是对谓语“活”的修饰。

将句子转化为数学表达式或等式,是列方程的关键步骤。只有将句子化为表达式或等式,才能进一步理解和掌握句子中运算量之间的关系。

例如,句子“A是B的5倍,A比B大3”。两句都有主语A和主语B,谓语分别是“是”和“比”,转化为等式分别是:A=B×5和A=B+3。从得到的等式可见主语(作为运算量)之间的数量关系非常明确,即:A等于B乘以5和A等于B加上3,意思与原句子“A是B的5倍,A比B大3”的数量关系是一样的。

例如,有下面的应用题:鸡、兔共居一笼,鸡头和兔头共35个,鸡脚和兔脚共94只。鸡、兔各有多少只?

本应用题共有4句,其中三个陈述句,一个疑问句。第一句是解释题意,第2和第3句与数量有关,分别包含一个表达式。第4句是疑问句,是本应用题的未知量。

第一个句子“鸡、兔共居一笼”,由于主语是“鸡、兔”,谓语是“居”,宾语为“一笼”,所以得到是:x只鸡和y只兔在一起居住。

第二个句子“鸡头和兔头共35个”。由于每只鸡一个头,所以x只鸡就有x个头;每只兔一个头,y只兔就有y只头,谓语“共”就是一起加起来,那么总共有 x+y只头。由本句的宾语“35个”,得到:x+y=35。

第三个句子“鸡脚和兔脚共94只”。由于每只鸡有2只,所以x只鸡就有2x只脚;每只兔有4只脚,y只兔就有4y只脚,谓语“共”就是一起加起来,那么总共有2x+4y只脚。由本句宾语“94只”,得到:2x+4y=94。

上面得到的两个方程表达式为:x+y=35,2x+4y=94,由于只有两个未知量x和y,且有两个方程式,因而只要求解这两个方程式就得到答案。对方程x+y=35两边同时乘以常数2得到:2x+2y=70,再用方程2x+4y=94与这个式子两边分别相减,得:(2x+4y)-(2x+2y)=2y=94-70=24,即:2y=24,所以:y=12。将y=12代入上二式之一,就得到:x=23。因此,有鸡23只,兔12只。

对应用题进行句型分析、句子成份分析,并将句子转化为数量表达式或等式,这种句子分析方法有利于方便理解应用题的题意,可以非常方便地列出方程。只要正确地列出方程式,并正确地解方程,对于应用题来说是迎刃而解。句子分析方法关键是要正确分析句子的成份及其转化的数量关系。

[1]谭晓权.怎样培训学生列方程解应用题的能力[J].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12,(6):140.

[2]黄淑春.列方程解应用题必须把握好“四个环节”[J].现代阅读(教育版),2012,(6):227.

众所周知,自从20世纪初期大量地引进西方学术理念、语汇之后,中国学术的失语状态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然而,只到当前,我们对这种失语状态才有了真正思想的自觉。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再思索,是学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己民族学术形态进行再思考的一个侧面的反映。哲学,这一完全移植过来的新学科,已经解构了传统的经学、义理学。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解构,传统学术在新的话语形式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在20世纪“中西古今”的对话中,哲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已经获得了中国自己的形式。因此,我认为,现在谈论中国有没有哲学已经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线世纪算起,我们不能无视这近一百年所形成的新的学术传统,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肯认这种新的学科的身份?我个人认为,寻找当代中国哲学自己的话语系统,是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有效途径之一。而且也将是治疗当代中国哲学界学术失语症的一种尝试。语言虽不是思想表达的唯一方式,然而哲学的思考与表达是离不开语言的。我们很难想象一种没有自己民族语言的哲学。从思想的建构与表达的角度说,哲学就是对语言的一种重构,或者说哲学就是借助语言的媒介建构自身。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促使很多学者对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使语言哲学成为20世纪的显学之一,而且对形而上学的许多问题进行了解构。早期的海德格尔曾经夸张地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可见哲学与语言的密切关系。我在这里借用的“语言哲学”一词来分析《易传》中的哲学语言观,是在广义的语言哲学的意义上来使用“语言哲学”这一范畴的——对语言的哲学思考皆可以看作是语言哲学的思想,目的是想借助现代西方哲学的新视野来考察中国古代哲人对语言的自觉程度,为寻找中国哲学的语言表达提供一种思想史的借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高度地肯定了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对自己民族语言的清理工作,称他在打扫德国语言的“奥吉亚斯牛圈”(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第7—8页。“路德不但打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的德国散文,……”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18世纪的中国汉学家对自己民族的语言问题亦有相当清醒的理论自觉。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汉学家”,提出了著名的语言哲学和解释学的命题:“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在对宋明理学的具体命题进行批评之时,还专门对汉语的语法进行了形式化分析,对“谓之”与“之谓”两种主谓句形式所表达的意义差别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汉语语法形式化分析之先河。20世纪初期的白话文运动亦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与思想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语言动。然而,20世纪前七十年,由于中国社会的主题集中关注于对西方先进制度与科学技术的学习,来不及思考中国文化的自身特性。更无暇顾及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语言哲学了,因而也就不可能认真地省视中国哲学传统中的语言哲学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语言哲学开始大量地传入中国,中国哲学开始关注语言的问题了。然而,研究中国哲学的同仁对自己民族哲学的语言学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对《易传》中的语言哲学思想,以及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的语言哲学思想进行初步分析,对先秦哲学中的语言哲学所关涉到的问题作一点探索性的研究,看先秦部分思想家考察了汉语言的哪些方面的特征(这里还来不及研究先秦名辩学家的语言哲学观。先秦名辩学家往往是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思考语言问题,值得认真探究。〗,为我们反思现代汉语与哲学的关系提供某些启示。

在先秦诸子的语言哲学中,儒道两家的语言哲学观最有代表性。道家对语言的达意功能基本上持一种消极的态度,坚持认为“言不尽意”。我将之称为反省的、消极的语言功能主义观。儒家对语言的态度要复杂些,一方面,他们对言与实不符、言不尽意的现象有所知觉,如孔子一再强调言行一致。孟子讲“尽信书者,不如无书”。而且对艺术式的夸张语言与历史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记事语言的不同有所分别。另一方面,他们对经过认真修辞过的语言的达意功能是有信心的,故尔追求富有文彩的语言。如孔子讲“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其言下之意是说,具有文彩的语言可以流播远方。故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矣”。在这两大语言哲学传统之中,《易传》的语言哲学具有调和论的色彩。一方面,《易传》作者对语言达意功能的局限性有明确的自觉,意识到了“言不尽意”的一面;另一方面,《易传》的作者又不因此而否定语言的价值,而是力求通过“立象以尽意”的积极方式来弥补语言在达意过程中的不足,从而体现了《易传》作者积极而又辩证的语言哲学思想。这与道家一方面否定语言的价值,同时又利用语言的功能的矛盾语言观,非常的不同。从思想的整体倾向看,《易传》作者的语言观是儒家的而不是道家的。

在《易传》的作者看来,语言是圣人管理天下的“四道”中之一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而且,“圣人之情见乎辞。”故语言既是圣人管理天下的有效工具之一,也是圣人表达自己情意,让天下人了解其情意的媒介之一。“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社会管理的两个重要方面无非就是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正辞与理财具有平行的关系,可见言辞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的作用了。合而言之,“理财正辞”为积极的原则,“禁民为非”属于消极的原则。既然言辞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故君子“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系辞上》)在语言的运用过程中要保持积极的态度。《易传》的作者看到语言的重要现实作用,故对语言的整体特征,不同性质的言语、作用及其运用方式,都有较明确的认识。

《易传》作者从两种达意工具——语言与形象的不同功能的比较视角,对语言的独特性质进行了界定:即语言是圣人阐明吉凶的工具。如《系辞上》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又说,“辨吉凶者存乎辞。”所以,“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此处的“玩”乃玩味之意,即通过反复地揣摸语言所蕴含的意义而判断未来的事情是吉还是凶。故语言的作用在于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来预测未来的状态。这里既含有追求新知的意思,又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知识,而关系到对人的价值意义的考虑。

何谓辞呢?“辞也者,各指其所之。”(《系辞上》)这即是说,语言中的辞汇是有其所指的对象的。故名与实总是相应的。此处的“实”当然不一定是客观实在之实,有可能是一种观念性的“实”。因为,不同的辞总是各指其所要表达的对象,而这种对象不一定就是客观实在的东西。圣人治天下,一方面“观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另一方面又“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因此,圣人通过形象的方式达到对客观对象的模拟,通过言辞的分析、判断来揭示形象中所蕴含的意义,从而在汇通的理解中把握天下的变化规则。由此可以进一步地看出,辞所表达的对象不一定是客观的实在。在《易传》的作者看来,只有象与辞的相互配合才足以完整地把握天下的变化之道。因此,言辞(声音与文字组成的狭义的语言)是圣人管理天下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而且负载了分辨吉凶的预测功能。这与道家消极的语言观是十分不同的。

《易传》作者对语言的独特功能有比较辩证的认识。从整体上说,语言能够使天下之人运动起来。如《易传》的作者说:“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天下的深奥意蕴存在于卦象之中,然而使天下之人行动起来的诱发动力存在于语言之中,故语言就是一种权力。

分而言之,善言有善的后果,恶言有恶的后果,故《系辞》的作者对不同性质语言的社会功能有敏锐的知觉。如《系辞上》云:“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孔子说,“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易传》作者在此处所持的言行观,几乎与孔子思想如出一辙。

《易传》的作者特别告诫人们要重视语言的负面作用。尤其在生活中,语言更应谨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系辞上》)这样,对语境问题的思考就成为《易传》作者语言哲学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统治者应该在什么情况去劝说百姓才有效呢?《系辞上》的作者认为,“易其心而后语。”“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不与也;惧以语,不应也。无交而求,不与也。”只有通过实际行动感动了百姓之心后,然后才用语言去劝说天下人。语言的鼓动作用依赖于有效的行动。正因为言与行皆是君子感动天下的工具,故言行皆要谨慎。既要谨慎其所言之内容,又要谨慎其所言之时间,后者涉及到了语言运用的境遇问题。

《系辞》作者对语言达意功能局限性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历史著作与圣人之意二者之间的张力认识到的。如《系辞上》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其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此处所谓“书不尽言”,即是指历史著作之类的书面语言不能尽达圣人之意。然而圣人可以通过立象的方式以尽自己之意,而且,圣人常常以卦爻的变动来曲尽人间的情伪。故我们对圣人精神的理解可以分成三个层次:1)通过《周易》中的卦爻辞——圣人之言来理解圣人已经明白说出的意思;2)通过卦象来理解圣人虽已表达,但却是蕴含不露的精神;3)通过卦爻的变动来理解天地人间的变化不居之特性。因此,我们对往古圣贤含而未发之意的理解就必需越过现成语言的障碍,在卦象和卦爻变动的过程之中来体会圣人之意。

所以,《易传》作者对《易》本身言辞达意的局限性,甚至卦象表意的局限性是有所知觉的。他要人们理解:“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就是说,《周易》中的所有言语都只是进入易理的第一级台阶:“初率其辞,而揆其方。”不能局限于此台阶忘记超越于语言之外的意义。“既有典常”之后,还要人的实践,尤其是对变动不居的现实本来面目有智的直觉与透解。既利用语言又超越语言的局限。因此,对“《易》理”的了解就不能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然而,《易传》的作者并没有要人们抛却名言。这是《易传》作者语言观的可贵之处。

语言的功能与德行的功能相当地不同。德行是通过感化而实现其作用的。如《系辞上》说:“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然而,人的德性与语言不是没有关系的。虽然,从本源上说,人的德性是来自于天道的,如《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然而,人又是如何使天道之善性在人性中展现出来呢?这便需要通过语言。如《文言》说:“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又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在儒家,特别是思孟学派的思想家看来,诚乃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君子之德是通过对天道的效法而获得的。而之所以能获得这种先于人的本然存在的“诚”,是通过日常语言中的诚信,日常行为之慎和“修辞”等手段而获得的。“修辞立其诚”之“立”是建立的意思,也即是现代西方哲学所讲的“建构”。修辞也不是一般地修饰言辞,而是通过对经典语言的反复吟诵,并对其中所蕴含的意义的反复体味才能在人性中建构起类似天道之诚。故通过修辞所立之“诚”乃是一种理性的德性,而不是一种宗教的体验。因此,语言在道德本体的构成过程中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言》肯定君子成德的过程是“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故语言在成德的过程中是有其自身的价值的。这与道家否定语言在道德修养过程中的价值的观点十分的不同,甚至与孔子在讨论德与言的关系时所持的观点也不同。孔子讲:“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甚至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易传》作者肯定语言在建构人的道德理性的作用,这一思想与孔子的德言观是相当的不同。

《系辞》作者对书面语言的历史形成过程和《周易》一书的自身特点亦有所知觉。故其语言哲学具有自我反思的特征。从书面语言的形成历史来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书面语言是从粗糙的符号演变而来的,语言的出现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因此,关于语言的起源问题,《易传》作者基本上持一种历史理性的观点。从《周易》一书自身语言的特点来看,《易》之为书主要是“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故其语言的特征是:“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此,隐喻与象征,构成了《周易》语言的突出特征。这就告诉我们,对《周易》一书的理解不能就事论事,而应该充分发挥联想功能,透解其语言背后的深刻意蕴。再者,从《易》一书的自身形成历史来看,它是殷末周初之际,故其言辞中充满了忧患意识。“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系辞下》)

另外,《系辞下》的作者对语言与人心的实际状态的对应关系有所认识:“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一语言与指称对象之间直接对应关系的思想在现代人看来可能有失之简单的缺点,但也至少看出言语与人的内在德行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涉及到了境遇语言学的问题,从而展示了古代中国哲人对言语与所言对象关系思考的深度与广度。

孔子的正名思想,可以看作是其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这表明儒家的语言哲学思想一开始就具有“循名责实”的唯符号论色彩。他强调的是规范的第一性和至上性。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正,即是礼制度下的各种礼目之名与人的行为要一致。只有当人的行为与语言表达的规范内容一致时,人的语言,包括政令才能具有逻辑上与实际上的合理性,“顺”即是合理的,合法的,因而也是合逻辑的。如果语言不合理,不合法,不合逻辑,则就无法将一件事干好。“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所以,语言(政令)的合理性、合法性、合逻辑性是人们成就事情的必要条件。语言因此而获得了强大的社会功能。

老子“尚朴”,而孔子“尚文”。故在讨论君子人格形象时,孔子非常强调“文”的重要。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因而“文”自身就有“质”的意义。“文”虽然不能等同于“言”,然“文”之中包括言之文。孔子曾说:“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又说, “不学诗,无以言。”可见,从达意的完美性角度看,孔子还是非常看重具有审美意义的言语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孔子在讨论言与德、言与行的关系时,比较看轻言的作用而重视德的意义 。如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又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并以“天”为例,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因此,在言与德与行的关系上,孔子重视德与行而不重视言。他坚决反对言不掩行的行为,主张言行一致。说:“君子耻其言过其行。”因此,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孔子更重视道德本质的优先意义,重视道德行为的第一性。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说孔子轻视语言的价值与意义。在这里只有比较意义上孰轻孰重的问题。孔子也涉及到了语言运用的境遇问题。如孔子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之谓之瞽。”(《季氏》)故与君子相处应该注意自己说话的时机,要求做到时中。这样言之时机恰当与否就反映了一个人德行的高低。

在儒家思想传统内,孟子对语言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对历史著作的语言与其所描述的历史存在的统一性表示了谨慎的态度。如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其次,他对不同类型的语言达意方式有一定的知觉,如他将君子之言与民间之言、诗之语言与日常语言的表意特点作了简单的区分。“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戚。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说,“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因为按照《尚书·尧典》记载,尧老而舜摄位,二十八年之后尧死,舜守孝三年后才即位。这样,民间传说与官方历史记载的正式语言就相当的不同。

又,咸丘蒙举《诗经》《小雅·北山》中的几句诗,以说明王权与孝道的矛盾。“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的回答是:“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因此,对于诗歌语言的夸张特征与日常叙事语言的陈述特征的不同应该有所知觉,不以辞害志,超越语言的表层意思而透解其深层的含义。20世纪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特别区分了语言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不同,主张通过深层语法的转换把语句中蕴含的意思揭示出来。孟子所讲的“不以辞害志”虽未有如此明晰的语言学的思想,然而毕竟看出了诗歌语言的表层意思与深层意思的不同,可见中国哲人对自己民族语言的表意特性有一定程度的自觉。

孟子还看到语言对人心的影响,故从社会的角度提出了“拒诐行,放淫辞”的主张。后来人们往往以此来批评孟子的霸气。其实,思想的批评如果不借助的力量永远也不可能做到思想的统一。孟子曾自豪地说:“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因此,对语言的自觉可以看作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荀子的正名理论是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发展而来的,然而在形式逻辑方面发展了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首先,他对已经有的“名”进行分类:“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正名》)刑名,即刑法系统的名称,爵名即爵位之名,文名即礼节仪式之名,散名即在刑、爵、礼之外的一切日常生活系统中的各种称谓。对于不同系统的名称的来源,荀子从历史学的角度给予了分析。特别是对散名的形成原因的分析很有见地。他认为,语言中很多的意义指谓乃是来自于民间的约定俗成。而人们正是在约定俗成的语言系统里进行意义的交流。而且散名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之后,就会成为“后王之成名”。故官方语言系统中的众多概念其实来自于民间。

荀子又从逻辑学的层面,将“名”分为“大共名”和“大别名”两大类。他说:“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这一思想对于人们进行更有逻辑的思考提供了理论的支持。

荀子又提出了实名和善名之分。这涉及到名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评价名的标准等问题。荀子说:“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这即是说,在名与实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约定俗从。最好的“名”是能平易地、直接地被理解的名。

荀子又将名实之间的混乱分成三种:一为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二为惑于用实以乱名;三为惑于用名以乱实。像“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之类,则属于用名以乱名之类。在荀子看来,侮即辱之类,圣人为人之类,盗亦人。不能因为名之异而将他们看作不同类。像“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锺不加乐”之类则属于“以实乱名”之类;山渊本来不平,仅从人观察角度的相对性角度看,可以平。然而,作为形式逻辑中的“平”的概念是有特定内容的。故本来不平之山渊来论述“平”,其实是用实际上的不平来破坏“平”这一概念的正常意义。像“牛马非马”之类便是以名乱实,因为人尽管可以创造“牛马”之名,然而并不存在“牛马”之物,故从“牛马”之名的角度论证“牛马非马”的问题,便是以名乱实。荀子通过对先秦名辩学派的“名实观”的批评,将先秦语言哲学中的“名实关系”中的错误现象概括为如上三类,从而力图在语言哲学层面对孔子、孟子的正名思想作出总结。

与孔子基本价值取向一致,荀子非常关怀现实。这样,他对语言的权力非常敏感。他认为,只有王者才有制名的权力。他说:“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正名》)而且,他将“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看作是“圣王没”的结果。因此,他认为,语言创造的权力不能归于一般的士人,而应该由王者来统一。他认为,以理性的语言论述方式可以达到上的大治,在圣王没、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的百家争鸣的时代,他主张通过喻、期、说、辨的四种方式来使天下归于一道。他说:“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正名》)他甚至将那些“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之人称之为“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正名》)这样,人们就“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而能“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因此,荀子语言哲学中虽然包含了对大一统理想的追求,但已经隐含了思想的萌芽。

应该说,荀子的语言哲学思想中有一种狭隘的功能主义观点。他认为:“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外是者谓之讱,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为己宝。”(《正名》)当语言“志义之使”的任务已经完成,则不必过分地纠缠于言辞之上。

在儒家思想传统中,荀子的思想含有一定的科学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其语言哲学中则表现为一种古典科学的实证思想。他反对言而无证,认为:“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性恶》)并从此实证的角度出发,批评孟子所言的“性善”属于“无辨合符验”之言,故不足信。

在言与知的问题上,荀子认为只有圣人才能从杂多中把握真知:“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类统一也,是圣人之知也。”(《性恶》)这是他的宗圣观在语言哲学中的表达。

要而言之,荀子大大丰富了儒家的语言哲学思想。特别是他从逻辑学的角度对名的不同层次作了区别,使古典的语言哲学与古典的形式逻辑结合起来,使儒家思想朝着体系化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道家哲学的根本精神在于其对人类文明局限性的揭露,故其语言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亦是对语言达意功能局限性的论述。在言与意,言与行等问题上,对语言的价值基本上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如通行本《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五十六章)而庄子及其后学基本上继承了老子这一思想,如庄子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其后学者亦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由于语言不能把握本体、本质,亦不能深刻地达意,故庄子学派对语言采取了一种非常轻视的工具主义态度:“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这种工具主义态度的语言观在表面上与儒家狭隘的功利主义观点不同,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对语言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在言与行的问题上,老子比孔子有更为激烈的主张,要求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且又说“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四十三章》)庄子的后学者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

尽管如此,道家学派人物对语言的一些本质特征还是有所论述的,如老子说:“言善信”。(第八章)又说“言有宗,事有君。”(七十章)“正言若反。”(第八十章)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日常语言的本质特征是崇尚诚信,要言之有物,要言行一致。而在具体的言说过程中,要有宗旨而不能漫无边际。有些时候,我们对语言中所蕴含的意义要从反向去理解。这些思想有的被后来的庄子及其学派的学者所发扬,有的则有所颠覆。由于庄子及其后学生活的年代是战国中后期,世道之混乱更甚于老子时代,故《庄子·天下》篇在论述《庄子》一书的风格时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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